李昀鋆的自我介绍第一句是：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
2014年，李昀鋆的母亲突发中风，4天后在医院猝然离世。那时的李昀鋆还是复旦大学的研一学生，母亲只有60岁。
后来，李昀鋆密集访问了44位失去至亲的年轻人。这些受访者平均在19岁时经历丧亲，接受访谈时，距亲人离世的时间平均已过去5.37年。近期，这项研究被整理成《与哀伤共处》出版。
李昀鋆发现，经历丧亲痛苦的年轻人，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尽管他们表面上维持着正常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内心却长年被激烈的情绪侵扰——挥之不去的焦虑与绝望、对生命意义的质疑……
壹
面对丧亲者，许多人习惯性地以一句“节哀顺变”作为劝慰。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相信时间会抚平一切。似乎只需等待，悲伤自会消散。
但在李昀鋆看来，哀伤并非简单地随时间流逝而自然痊愈。相反，它会在日常生活中潮湿、缓慢、绵长地存在着。
在一次关于哀伤心理的课堂上，李昀鋆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想知道要怎么与哀伤共处。我的哀伤似乎永远不会停止，我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回来了，而我每天都觉得好痛。”
对李昀鋆来说，母亲的离世成为她人生的分界线。从那以后，她将微信签名改为“Time won't work”（时间不会疗愈），并把这句话刻在了自己的平板电脑上。她说：“我的人生好像突然被推入了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
在外人眼中，李昀鋆的生活在经历短暂的动荡后，似乎早已恢复正常：她顺利完成在复旦大学的学业，又申请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在葬礼之后就被隐藏起来的痛苦，从未真正过去，“我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没有一天不会因想念她而流泪，只是从未在他人面前展现这份哀伤。”
她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份哀伤相处。李昀鋆留着母亲生前的一件衣服，不肯清洗，因为害怕失去这点残留的气息。她害怕自己有一天真的不再痛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已经忘记了母亲？
她也开始逃避回家，因为“家已经不是家的感觉了”。在与人交谈时，李昀鋆甚至有时会假装母亲还在老家生活。
一位家庭成员的离世，往往也意味着一次家庭关系的重组乃至危机。在她还沉浸于失母之痛时，父亲在母亲去世两个月后开始相亲，半年后便有了稳定交往对象，这让李昀鋆深感撕裂。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昀鋆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定为“丧亲研究”。
她坦率地承认，这是一场“自私的研究”——在母亲突然离世之后，想知道死亡、丧亲和死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想知道母亲现在究竟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想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继续孤独地活下去。
2017年，李昀鋆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封关于博士论文招募访谈对象的邀请信。她写道：“家人的突然离世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冲击会更大。更难过的是在平常生活里，没有人会愿意和你聊。朋友之间可以聊吃喝玩乐，家人之间却在假装一切都很正常。这个世界这么大，却似乎容不下你的悲伤。”
这封邀请信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李昀鋆的预期：仅两天时间，就有191人报名参与。
贰
在与一位又一位年轻丧亲者的对话中，李昀鋆逐渐意识到，年轻子女的哀伤，比她想象的更加隐秘和孤独。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叙述了类似的经历：这份哀伤几乎从未和其他人分享过。访谈结束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对她说：“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听到这些故事的人。”
中国文化中“节哀顺变”的观念，给年轻丧亲者带来了远比预想中更深远的影响。
节，是节制哀伤；顺，是顺应变故。
这句看似善意的劝慰，常常让他们陷入自责与困惑：“母亲过世三年了，我还是在难过，是不是不正常？”，甚至是：“父亲是因为自然疾病突然去世的，我始终觉得很愧疚，很对不起他，是不是有问题？”
年轻子女们对“经历哀伤”这一经验本身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不明白自己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而其他人看起来都处理得很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年轻子女对于自己强烈的哀伤反应是恐惧的，害怕自己是异常的、有病的。而这一切，从未真正被周围世界理解过。
似乎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就比较忌讳人们倾诉苦难。就像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遭受了儿子被狼吃掉的巨大痛苦之后，因为不断和身边的人倾诉哀伤的痛苦，最后居然沦为了众人的笑柄和社会排挤。
在访谈中，祥林嫂也的确作为反面教材出现在年轻子女的叙事里：“刚开始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会很真诚地脱口而出。再去讲，别人就会觉得你是祥林嫂。”
于是在外界看来，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至亲离世的事实，平静地开始了新生活。但李昀鋆听到的，是另一种叙事：哀伤并未消失，只是被小心地隐藏在日常背后，潜伏在生活的缝隙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从不曾缺席。
李昀鋆在英国参加追悼会，一位69岁的阿姨告诉她，自己仍在为父母去世而哀伤
李昀鋆发现，许多年轻人在父母刚离世时，表现得异常理性，甚至“没有反应”“哭不出来”，即使在葬礼上也塑造出了“我没事”的坚强形象。
第24位受访者张小姐，在病床前目睹父亲离世时并未像母亲那样崩溃大哭，反而十分冷静地办理了死亡证明，到最后都只悄悄出去哭了一会儿，“只哭了两分钟”，“他们说要找人去扶（我），我说不要你们扶，我又没有事，我没有事……”
在李昀鋆的访谈中，“哭不出来”“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特别麻木”的叙述反复出现。一些子女甚至在自己“应该哭但哭不出来”的时候，因此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爱父母，才没有悲伤的“正确反应”？
李昀鋆认为，这种“奇怪”的反应，其实是因为父母离世所造成的压力远远超过他们能承受的负荷。否认、抑制，成为他们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子女在面对强大冲击时的再正常不过的反应。
对哀伤的隐藏，甚至持续到了葬礼后。
即使面对家人，年轻子女也很少会开诚布公地告知自己的哀伤感受。有的会考虑到还在世的妈妈/爸爸的情绪，选择不再提起；有些人则是因为自己尚无法面对情绪洪流，于是选择“不聊”。
加之社会对“死亡”话题的普遍回避，更让哀伤无处安放——就像是研究对象褚小姐，在访谈中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使用过“死”这个字，只是分别提及过两次“去世”和“离开”，以及77次“事情”用来代指。
他们对情感的压抑，甚至会让家人误解为冷漠。
第10位受访者陈小姐，在察觉母亲的强烈哀伤后，避免在她面前提及父亲，总是独自一人去墓地探望。然而，在一次陪母亲去墓地时，母亲忽然问她：“爸爸走了，你是不是不伤心？”
第4位受访者李女士，她的母亲在几年前因身患重病而自杀。葬礼时，李女士的弟弟全程“扑克脸”。直到母亲去世三周年的那天，弟弟才痛哭流涕。有人为此欣慰地说，“他对他妈妈还是有感情的。”李女士对此感到愤怒：“外人自以为是地揣度我们的感受，甚至评价说‘这太不善良了’。”
但实际上，这些经历了失去的年轻子女们，都在渴望一个表达的出口——这也是他们报名李昀鋆研究项目的重要原因。
19岁丧母的郑小姐，当年是为了给母亲庆生，父母一同去了海边度假。却没想到遇上风暴，母亲当场离世，父亲也险些遇难。葬礼仓促举行，悲伤还未被处理，父母双方的家人又因经济利益争执不休。
当她联系上李昀鋆时，她说：“我也真的很想讲，也不只是想帮你的什么研究，而是我真的很想讲。”
叁
随着研究的推进，李昀鋆逐渐将这个项目称为“我们的故事”：“它不再仅仅关乎我失去母亲的遗憾，更是44位年轻子女和我在彼此同行中，通过不断互动共同建构的故事。”
她在日历上认真记下每一位受访者的重要日子：父/母的忌日、他们自己的生日、春节、清明节……在这些特殊时刻，她会发去一条信息，让他们知道：你们的感受，同样有人记得。
没有人比李昀鋆更明白，年轻子女们的伤痕就像冰山，真正庞大的伤痛隐藏在更深的海面之下。
父母的骤然离世，往往带来的是整个人生轨迹的翻转。这种翻转，不只发生在死亡的当下，而是如同多米诺骨牌，长远地影响着他们之后的每一步。
死亡也是第一次，在一瞬间，从一个抽象的词语，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李昀鋆自己也如此。在母亲去世前，她一直以为死亡是有时间顺序的——爸爸妈妈也会像外公外婆一样，慢慢变老。她从未想过，死亡会骤然降临，彻底打破所有关于未来的想象。
除了失去亲人，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种深刻的空虚感。
受访者曹先生回忆起自己看到父亲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小盒骨灰时，开始质疑生命的意义：“到最后就只剩了一堆灰……人这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受访者沈先生在父亲去世后，对读书便失去了兴趣：“感觉突然一下什么都没意义了，没有一个意义支撑。”
他们像是被强行催熟的果实，突然间必须学着独立长大，但又因为这种仓促的“成熟”而心生委屈。他们还必须接受自己身份的转变，成为“没有父/母亲的孩子”。一些年轻子女还被长辈慎重告诫，不能轻易对外人说起父/母亲过世的个人情况，因为单亲家庭的孩子也被认为缺少家庭支持，“没有竞争力”。
李昀鋆用“永不止息的哀伤”来描述这一群年轻子女的状态。
她写道：“哀伤的初始循环在年轻子女内在的运行告一段落后，因为子女的主动维持或各种社会情境的刺激，他们的哀伤又会重新开始运行，甚至陷入无限循环之中。”
于是，在研究结束后，李昀鋆撰写了《针对年轻子女自助的实践建议》。她想告诉这些年轻子女：
“哀伤不是病，它不需要被疗愈；哀伤是爱，是我们想要继续爱她/他，即使她/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学会如何与哀伤共处，以及学会在一个没有她/他的世界里继续活下去。”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苏静
发布于：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