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总病根

——我关于郎咸平问题的最后发言

盛大林

我不同意郎咸平完全否定国企改革的观点，但同时又对MBO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国企改革以及MBO中出现的国资流失不是方向性问题而是操作中的问题，那么操作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这首先是国企的体制问题（所有者缺位，委托链条过长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国企改制中的瓜分国有资产行为，有的是黑箱操作的，有的基本上是明火执仗的。那些人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因为权力过分集中而且不受监督。说起国企改制中的瓜分行为，人们的矛头所向一般都指向国企的负责人。但如果没有当地党委政府的批准，那些显失公平的改制方案、那些掠夺国有资产的“阳谋”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

其实，瓜分国资是权力与资本勾结的结果，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权力。然而，人民对权力基本上无可奈何。而这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我认为，国企改制要取得成功，MBO要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民主和法治的环境下进行。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雷声大雨点小”，至今基本上还是纸上谈兵。进展为什么如此之慢？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治体制。

按照现代宪政的理论，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要让这些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就必须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而制衡的前提是三权的独立，即三权分立。但在中国，三种权力不仅界限不清，而且都在一种权力的统领之下，即党的一元化领导。

邓小平其实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囿于个人角色的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当然不可能接受“三权分立”的理论。于是他想另辟蹊径，提出了另一种解决的办法，即“党政分开”。“党要善于领导”，邓小平的话清楚地表明，党的绝对领导还是不能改变的。

此后的几年，党委、政府、人大等逐步分设了机构，形式了基本实现了“党政分开”，但问题随之而来：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扯皮日益增多（不少地方，县市长与书记就像是仇敌），党委与人大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同时又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次考试中曾有这样一道选择题：“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A，中共中央 B，全国人大 C，国务院”。结果大部分人，包括很多党政干部，都选择了A——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实行了几年后，“党政分开”不再提了。十六大以后，地方的大人主任开始由党委书记兼任。这本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而采取的举措，竟有不少人撰文说，“这是党对人大的重视，说明人大的地位在提高，是民主的一大进步”云云。每思及此，我都哭笑不得。

尔后，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减少地方党委副职人数，扩大党委与政府交叉任职”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一年多来，各地都已开始实施。党政的再次合并，实际上就是对“党政分开”的否定。我认为，这种否定是必然的，是迟早的事——只要还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不可能与行政分开。形式上的分离，不仅徒有虚名，而且无谓地增加管理的层级。

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是相互依存的。然而，二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单兵突进。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差不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政府职能转变也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罢，虽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收效甚效，归根结底都是受制于政治体制。环境恶化、腐败横行，根本原因也在于政治体制。掠夺国有资产，只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改制为国企及其政府里的腐败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腐败机会，而没有改制的国企里腐败照样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吴敬琏认为，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他警告说，如果搞得不好，中国就会陷入“坏的市场经济”的泥淖。而要建成“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体制做保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停滞不前了！